贸易输出全球第一，文化输出方向在哪里？

引言：为什么我们要研究文化

随着经济进步和改革深入，文化问题越来越成为未来发展的焦点和瓶颈。我们自己在寻找，来自我们骨子里的中华文化究竟是什么，我们凭什么获得文化自信？不惟我们自己，外国人也有疑问，中国通过对外贸易，尤其是一带一路，输出了大量的物质文明，但背后有什么目的？要输出什么样的文化？

或许有人说，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宏大，但和现实社会和商业运作有什么关系呢？还不如多搞点GDP和企业利润实在。其实高明的商业和文化认同是高度契合的。如果对方，无论是政府、公司或者个人，能够理解您的底层思维，实现文化认同，无论您准备说什么，就已经开始倾向于相信您的观点了。就好像看见一个漂亮知性的女孩子，无论她开口想说什么，您都愿意先相信她是对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底层思维不认同，无论您说什么做什么，对方可能都会有深深的误解甚至敌意。

今天处于国际关系复杂，中美之间既有利益之争，也有文化之差异；除了美国，欧洲、亚洲、非洲的众多国家，对于中国既想接近又有警惕，希望分享庞大的中国庞大的市场和门类齐全的产业链带来的机会，也对我们的最终目的抱有戒心。这些国家都是应该争取的合作伙伴，深层次的文化沟通和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意义。

**一、基督教思想、资本主义和文化认同 **

有学者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中美分歧进一步扩大，欧洲各国和俄罗斯，可能会如何选择站边？有一种声音认为，虽然这些国家现在处于中间状态，和美国、中国都有商业往来，而且“隔山观虎斗”，但这些国家和美国都属于基督教世界的国家，具有深层次的宗教和文化认同，打断骨头连着筋，关键时候，还是会倾向和站队美国的。

这种观点是否正确？首先，从文化认同，尤其是宗教的角度看待国与国的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值得我们应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结论本身并不正确。证明一个结论错误不需要复杂的逻辑，只需要列举事实和数据就可以了。英国和法国都是基督教世界的国家，但英法之间赤裸裸的战争打了上百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参战国多为基督教国家，大多数战争也是基督教国家之间的互怼。所以说，至少历史上证明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并非宗教认同就可以解释的。欧洲和俄罗斯这些国家，未来如果真要站边选择的话，一定是多重原因决定的，包括价值观、利益等等，背后的文化认同，争取更大的子集，我们应该有很多可为的空间。

关于基督教国家这个提法，多说一两句。不少人，包括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都存在一个误解，就是把基督教（新教）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甚至等同起来。资本主义萌芽于一些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当时制度的建立者受到基督教思想影响，同时以基督教为国教的人文环境没有限制甚至助长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制度的建立。有一本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了新教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渊源。但把两者完全等同，这是不对的。基督教起源不在西方，并非西方专属。基督教发源地在亚洲，具体说是西亚的耶路撒冷，更接近亚欧大陆中间，圣经上提到“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在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中，强调的宇宙终极规律的顺从和敬畏；强调对律法、规则的尊重；尊崇人性，强调人在宇宙万物中的独特地位；强调人性的双重性：人天生不完美，再好的人也不能完全达到上帝的要求，所以要时时警醒；但罪恶的人也有机会向上帝忏悔更新。这些教义有助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尊重市场，敬畏法律，崇尚个人奋斗的社会环境。但是，新教思想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如果严格探究的话，两者有不少观点是不一致的。比如说，资本主义制度信奉完全市场经济原则，企业的最高目的是为股东获得最大利润。但基督教的教义，更多强调爱上帝，爱人如己，显然不只是考虑股东的利益。又比如说，严谨的新教徒，对同性恋持反对禁止态度，而当前的资本主义主流思想和法律框架对此持相对宽松态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建设者眼里，基督教思想是工具，合则用。这本身无所谓对错，古今政策制定者历来如此。不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只能在基督教文化思想中才能萌芽，实际上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没有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土壤中。另外也不要认为基督教文化的商业输出就一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某种意义上看，基督教教义的理想独立且高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

回到我们的文化底层思维这个问题上来。我们希望探讨清楚，过去数千年以来，我们形成了哪些主流文化思想？这些文化思想是不是都值得继承和传播？这些文化思想中有价值的核心特征是哪些？这些核心特征和其他国家地区的主流文化有有哪些差异和共同点？我们是否能找到或者接近共同认同的文化？

**二、中国文化之不足 **

我们先谈谈历史上中国文化的不足。

借用基督教的观点而言，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这里的“罪”的不是指法律犯罪，而是指人并非完美。“罪”这次字在希伯来文原文字面意思是“箭不中斛”，即射箭达不到目标，意思是达不到宇宙最终真理的要求。正是由于人性的不完美，我们首先应该应先审视中国文化的不足，或者说是缺陷。

我认为过去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国文化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不足。

**      1、缺乏理性探究精神，对科技尤其定量研究不重视。 **

中国文化不乏探究精神，历代先贤对真理探索不止，数千年前的屈子就开始问苍天（《天问》）。但是，中国文化中缺乏通过科技的方式研究世界。科技有两个特征，其一是定量化、可重复性实验；其二是探究现象背后的逻辑和原理。古代中国缺少拿得出手的科技文化。勉强提到的四大发明，先不争论意义是否重大，基本都是对现象的发现，缺少对本质原理的探究。再举个例子，同样研究直角三角形的原理，中国的古数学家得出的结论勾三股四弦五（直角三角形的一条直角边等于3，另一条直角边等于4，则斜边等于5）；而西方数学家的结论则是斜边的平方等于直角边的平方之和。后者的精确性远超过前者。

**      2、皇权思想严重，对地位的尊重甚于对真理的崇拜。 **

我们前面提到，文化本身可以成为制度制定者利用的工具，历来如此。中国汉朝统治者独尊儒术，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看上了儒学思想中对秩序的肯定，这一点对维护统治地位不无益处。儒学中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不能说完全错误，基本的礼仪和尊重是必要的。但过于强调对地位的尊重，必然会带来权力的眷恋，忽略对人性个体的起码尊重，缺少对权威的质疑声音，自然会少了一些冒险和探究的精神。皇权思想泛滥危害甚重，柏杨先生评价整个中国历史就是肮脏的“酱缸文化”，除了人性不分东西的天然弱点以外，皇权思想就是造成酱缸文化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下强调个性发展，对权威的质疑，“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就会少了些对皇权的顺从和奴性精神。

讨论中国文化，我们必须把文化中的弱小甚至病态的基因揭示出来，正视的短处。我们更应旗帜鲜明的指出，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悠悠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共性和文化特征，但是并不是所有文化特征都是值得弘扬。如果我们滥用民族自豪感，认为只要是民族的文化特征，都值得推崇，那就大错特错了。

**三、中国文化之比较优势 **

说完文化中的弱点，我们谈中国文化中的比较优势。通过东西文化对比，我认为中国文化至少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运用得好，可以形成较大的独特优势。

**      1、用整体的观点看待事物。 **

整体观不惟中国文化特征，甚至整个东方文化都是如此。清华大学心理学彭凯平教授介绍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分别给东方人和西方人观察若干形状不一的树叶，然后让观察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分成两类。结果多数西方人选择的是某个最显著差异的局部特征作为分类的依据，而东方人多数则以所有特征综合差异化最小为分类的依据，可以参考我的另一篇刊登在公共账号上的文章《浅说东西方思维的差异-从一篇叶子得到的答案》。这个实验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检验了思维特征的差异性。

**      2、对事物的复杂性有充分清醒的认识。 **

如果说无论整体观还是局部观，只是看待事物的不同的方式，角度不同，谈不上优劣。但是，如果结合“对事物的复杂性有充分清醒的认识”这个特征，将构成中国文化独特而深远的文化特征优势。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是有名的中国通，他对中美思维差异有着清醒的认识，曾经说过，“从总体上来说，美国人认为如果一个问题出现了，那么就一定能找到办法解决那个问题；而中国人却认为，问题不可能获得根本性解决，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引发新的问题。”说的就是这种文化差异。

把1和2结合起来，“对事物的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并通过整体观分析，寻求解决之道。”，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特征。

这个世界有趣的地方之一就是很多现实问题或者哲学问题，可以转化成数学问题求解，或者借用数学的思维分析。我们尝试用数学来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方案。

我们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最终量化成一个最优化问题，就是说在不同变量决定的可选方案中挑选最优的解决方案。最优化问题包含两个因素：不同维度的变量、目标函数。一般情况下，目标函数有简单的-凸函数；也有复杂的-非凸函数。数学家证明了如下几个事实：

1）、这个世界虽然凸函数和非凸函数都是无穷多，但某种意义上看，非凸函数远多于凸函数。

2）、简单问题（目标函数是凸函数）可以通过经典的方法（如牛顿迭代）在有限时间里获得令人满意的精确解。

3）、复杂问题（目标函数是非凸函数）则不然。一般情况下没有普适的方法，保证无论哪类复杂问题，都可以象简单问题那样总能在有限时间内获得令人满意的全局最优解。

4）、如果我们通过解决简单问题的经典算法试图解决复杂问题，在有限时间里获得的解很可能是局部最优解，而不是我们希望得到的全局最优解。所谓局部最优解的意思是，在已知范围附近的选择中，这个解决方案是最优的，但如果用更开放的眼光看这个问题，允许变量的范围更广，这个解就不是最优解了，很可能还有更优的解答。

5）、虽然我们没有普适的求解复杂问题，保证有限时间内获得令人满意精确点的方法，但是，不同类型的复杂问题，有可能存在针对性的近似最优化算法。也就是说，答案不一定是最优，但接近最优，而且重要的是，往往优于局部最优。

数学家的这些论证很重要。如果说含术语的数学表达不容易理解，我们把它还原成现实社会的问题，就很有意思了，这几点分别变成：

1）、这个世界虽然充满了各种问题，有的简单有的复杂，但总体上我们遇到复杂问题要多于简单问题。

2）、简单问题就好说了，我们往往找得到准确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3）、复杂问题一般情况下没有普适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我们没法找到一种通用的方法，解决所有复杂问题。就算我们自认为懂得科学管理也不行。

4）、如果我们拿着解决简单问题的所谓科学方法试图解决复杂问题，得到的结果是，我们可能自认为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了，但我们不过是得到了现实情况下的苟且结果。这离真正我们期望得到的目标可能还有很远。更麻烦的是，无知和骄傲可能造成我们自以为掌握了普适真理，拥有了正确答案。

5）、虽然我们没有普适的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但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复杂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手段，跳开局部，以整体的格局，争取获得近似解决问题的方法。

通过这样分析，我们进一步了解世界的实质，同时也发现中国文化属性（对事物的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并通过整体观分析，寻求解决之道）更容易分析问题和接近真相：

对事物的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有助于我们谦虚谨慎、兼收并蓄，不产生傲慢和偏见，不把自己的价值观、方法论强加于人，不认为自己掌握的一定是宇宙真理。

通过整体观分析，寻求解决之道。有助于跳开局部，立足全局，寻找最优解决方案。

世界上复杂的问题比简单的问题多。这对中国式文化思维是有利的，中国文化思维天生更擅长处理复杂事物。把问题看复杂些，有助于就不轻视问题本身，并重视对手，立足长期、耐心解决问题。

复杂问题很难精确解决，往往需要通过各方面的沟通、妥协，去寻找问题近似的解决方法。这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里有很多所谓不可能三角形，认为三个目标往往不可能同时实现，因为模型的前提是想找到完全满足条件的最优解。而中国经济实践则会提“六个稳定”这样的说法，既要，又要，还要，其实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动态平衡，逐步优化各个维度的变量，寻找全局近似最优。

以上论述了世界问题的复杂性本质和解决路径的规律，导致了中国式文化思维更有利于面对和解决问题。我们还有两个优势：

1、面对复杂问题经验丰富。中国是个大国，历经种种磨难。不同地区、数十个民族、各类阶层和文明融合交汇，其中的问题远比大多数国家复杂。往远里说，中国有数千年错综复杂的历史；往近里说，数十年建国历程历经无数风云沧桑巨变。磨难是老师，一次次的考验，我们没有倒下，挺起胸膛站了起来，今后也不会轻易倒下。面对复杂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成长过程的独特训练。西方世界采用字母为主，词汇基本由20多个字母的排列组合而成，中国采用象形文字，上千个象形文字排列组合成各种成语、词汇，语言的丰富多变远胜过西方。中国人从小用筷子为主，西方人则是用刀叉为主。筷子对敏感性肌肉和神经的训练，远比刀叉来的复杂。可以说，汉字加上筷子，中国人经小对复杂事务的理解和训练能力，已经远胜西方。

总结一下，“对事物的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并通过整体观分析，寻求解决之道。”是我们重要的差异化文化特征。**这个特征既符合事物本身的既有规律，又体现了中国人被历史赋予的禀赋优势。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坚持相关文化认同和自信。四、中西文化之共同追求 **

前面我们分析了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相比，差异化的特征，包括不足和优势。以下讨论中西文化中共同的追求。简单的说就是有没有普世真理的问题。

我们认为，普世真理是存在的，但并非某些西方人士宣传的内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普世真理；全民普选也不是普世真理。这些做法有可借鉴可参考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是术的范畴，不是道的范畴。自由和平的提法等本身没有问题，但各个国家有不同国情和历史阶段，具体落地形式不尽相同。

世界文化多元，简化起见，我们分析中国和西方的主流文化思想体系。中国自古以来以儒家和道家思想为长期文化传承；西方则是基督教思想为文化主流。无论道家还是基督教思想，我们谈论的是其思想体系，而不是世俗宗教，思想体系影响范围更广，更具备社会性。

儒道思想和基督教思想至少有如下三个相似的地方。

**      1、认同宇宙根本规律的存在。 **

道家认为宇宙根本规律存在，并称之为“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道德经》第25章）。道家思想首先是认识到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的存在性，并且谦虚的认为，宇宙根本规律只能体会，不能精确用文字描述：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第25章）。

基督教思想中，不仅承认宇宙根本规律存在，而且明确的把宇宙根本规律存在和宇宙万物的被创造性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成为上帝的基本特征。“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新约/约翰福音》）

基督教圣经新约以希腊文写成。中文“道”这个字，对应希腊文“LOGOS”(逻各斯)，这两个字，都对应如下三个意思：根本规律、道路、话语。这点看起来很巧合，背后却是冥冥之中的天理。

总而言之，中西文化主流都承认宇宙终极规律的存在。承认规律的存在，才能做到尊重规律、积极探索规律。

**      2、认同人生使命在于追随宇宙根本规律 **

稍有知识的人都明白，宇宙浩瀚无比，奥秘无穷，人在宇宙中何等渺小。既然人是何等的渺小，宇宙存在根本的规律，那么人生的最好归途就是追随宇宙的根本规律，在敬重根本规律的前提下探索和发展。

中国的文化哲学，用“天人合一”的说法来表达，强调的是人和自然的和谐。西方的文化哲学，则用上帝代表宇宙根本规律，通过无所不在的天启触动人心，并用上帝与人的立约进一步规范人的行为和思想。

总而言之，承认宇宙终极规律的存在，人类的才有了真正的盼头和终极使命。中西方主流文化选择的表述方式不尽一样，但对宇宙终极规律的追随作为终极使命没有区别。如果需要文字统一的话，我个人认为可以参考稻盛和夫先生的名言：“当有人问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时，我毫不犹豫地、毫不夸耀地回答，是为了比出生时有一点点的进步，或者说是为了带着更美一点、更崇高一点的灵魂死去。”

**      3、认同推己及人的处世原则。 **

儒家经典《论语》中至少有两处（颜渊篇、卫灵公篇）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经中的类似的表述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新约/马太福音》）。这两句话本质差异不大，本质上都是换位思考、推己及人的意思。

我们再说一下两者的轻微差别。在伦理学角度，以你想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这种表达角度，被称为“金律”；而以你想回避的角度去对待别人，被称为“银律”。表面上看来，金律比银律具有更高的道德标准，但从实操的角度来看，银律比金律更具备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其一、银律告诉了你管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替他人决定什么是对他有利的事情，守住边界；其二、银律提示了金律的存在，遵守银律是尊重金律的基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西方学者，《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的最新作品《非对称风险》。

总而言之，中西方主流文化都认同推己及人的处世原则，两者的表述角度不尽一致，但本质相通，中国主流文化的银律表达甚至更有实操特征。

五、总结及文化传播之我见

写这篇文字基于一个出发点，目前我们其实处于文化迷茫期。中国在取得物质和经济巨大进步，也面临瓶颈。我们在输出物质文明的同时，面临输出何种文化的疑问。如何厘清我们的文化本质，是做好传播的基础。

首先我们需要认清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既有优势也有不足。过去形成的文化体系中，不重视科技，过度依赖皇权思想，是文化的两大不足。承认不足方能阻止牛鬼蛇神借发扬传统文化为名群魔乱舞，方能争取进步空间。

其次我们需要发现和发挥中国文化中差异化优势。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差异化优势是对事物的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并通过整体观分析，寻求解决之道。历经沧桑的中国在解决复杂性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从小开始的汉字学习和使用筷子的技术为理解事物的复杂性提供了便利。世界本质上的多元和复杂性，为我们解决复杂性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地方。有经验、有能力、有空间。这是我们可以旗帜鲜明的坚持的文化自信。

再次我们需要理解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共性，找到最大子集。我们以前在普世价值的观念上争论不休，其实某种形式上是被西方思想所误导。这个世界的所谓普世价值，并不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那套具体规则和做法。文化是战略层次的东西，不是战术层次。中西文化的共性至少体现在承认规律、追随规律和推己及人的处世之道这三个方面。而且，在具体实践中，中国文化可能更展现了务实、灵活的一面。

最后谈一谈文化传播。我们看清楚文化实质，厘清该摒弃的、该坚持的和该认同的三个维度，剩下的就是如何传播我们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在过去的传播实践中，我们的做法实在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为了做好传播，我们可能需要借助传播学的几个基本原则：

1、简洁。好的传播口号往往简单，容易理解，并且能打动对方。一般传播的内容在三条以内比较好记，比如说“三好学生”。经典的传播口号“打土豪，分田地”，也就是两句话，简单明了，告诉该怎么做，做了以后得到什么，大家就明白了。如果一次性传播几十条，不容易记得住什么是重点。

2、认同。传播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说话目的不是你想说什么，而是对方愿意听什么，能接受什么”。如果目的是希望对方接受我们的观点，我们先要了解对方的文化，找到彼此的最大子集加以认同，破冰，然后才无缝连接到我们想说的内容。如果一开始就强调“我们不一样”，可能真的就是不一样了。

3、高度。文化传播意义非凡，应该站在国家战略角度引起高度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提法格局高远，如何形成体系化思想传播，深入人心，任重道远，也福泽百世。

但愿这篇小文能够激起一点小小的浪花，引发更多的思考，形成更多的共鸣。这些声音，在理性、辨证的探讨后，逐渐汇聚、形成中国文化的认知体系，或许能给更多人些许启发和借鉴。